2020年三月中旬，几个域因一场跨域公共卫生事件收紧通行。四十四岁的陈晓燕从工作室二楼下楼时，发现楼道的铁门上贴了三张不同颜色的通知。
第一张说，跨域班车暂停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。第二张说，公共服务柜台改为预约办理，预约入口只在工作日的几个时段开放。第三张是房东手写的纸条，提醒楼上各家这段时间少去公共区域，送来的物品放在门外。
三张纸都没有写错。它们却没有回答同一个人接下来该去哪儿。
她把通知逐张揭下来，放进文件袋，没有把它们拍进工作室的介绍里。楼下印刷店已经关了半扇门，老板隔着门缝说，近几天只接附近的急单，纸张和油墨也要等送货。
陈晓燕回到房间，给桌上的电话充电。她的工作室刚过一年，原来的项目都在等现场回访。交通一停，客户把大部分安排改成远程，新的询问反而集中到同一个问题上：入口还在，为什么人到了也办不了？
三天后，一家承接跨域照护服务的机构给她打来电话。对方说，照护员、物资送达者和临时服务人员分散在几个域之间，原来的报名、收款、身份确认和预约说明被不同窗口分别改过。很多人拿着一张通知去问另一张通知，得到的答案互相不承认。
“你们希望我改哪一套流程？”陈晓燕问。
电话那头说：“先把现在能走的路整理出来。网页和代码有人维护，你只要把说明写清楚，告诉我们哪里会把人挡住。”
“我只做观察、说明和反馈。”她说，“不改代码，不替你们确认资格，也不向任何地方保证能办成。”
对方答应了。双方用一页纸写下范围：电话访谈、门口观察、已有通知的比对、使用者反馈和一份有限修改建议。费用按阶段支付，第二阶段要等委托方确认。陈晓燕把这张纸夹进文件袋，又单独写了一行：未收到的钱不算已经完成的收入。
她没有等交通完全恢复。第一周，她沿着还能运行的短线公交走了三个服务点。车上座位隔开，司机只让已经登记的人上车；中途有一条支线临时取消，车站的纸牌用胶带贴住原来的时间。她没有问工作人员哪一项规则最好，只记下每个乘客拿出什么、被要求再去哪里。
第一个服务点的玻璃门没有锁，里面的柜台却只留下一个放纸的缝。门上写着“材料请投递，结果另行通知”，旁边还有一行较小的字：需要身份确认者请使用原入口。
一个穿灰外套的女人在门口站了很久，手里捏着一张折过的预约单。她先把单子从缝里塞进去，又取出来，问陈晓燕：“原入口在哪里？”
“我还不知道。”陈晓燕说，“你是要办什么？”
“补登记。我的工作地点换了，原来留下的地址不在这里。上次用移动钱包收到了钱，可预约一直过不去。”
女人自我介绍叫赵兰，临时做照护工作。她没有银行账户，工资以前由承接方在本域发一部分，跨域的那一部分通过源币通道结算。两种钱都能收到，只是时间不一样：移动钱包里的本地款通常当天显示，源币那笔要等入口转发和确认。
“源币那部分到账了吗？”陈晓燕问。
“到账了。”赵兰把一张打印的收款凭证从文件袋里抽出来，“我知道余额在那里。可是我去预约临时服务证，身份一栏总说无法确认。”
“你拿着收款凭证去问过吗？”
“问过。柜台关了，电话让我回原来的入口。原来的入口说，钱到账只能证明收款，不证明我现在住在哪里。”
赵兰说这些话时没有生气。她只是把纸上的几个词逐一指出来，仿佛在检查一份交班记录。她这段时间住在照护对象家附近，白天照看老人，晚上睡在一间临时腾出的杂物房里。没有临时服务证，她不能申请新的轮换地点；不能确定轮换地点，又无法向承接方提交完整的工作记录。
“你现在最需要哪个结果？”陈晓燕问。
赵兰想了想。“先让我知道该找谁。钱我已经收到，身份还没过，工作安排也不能一直等。”
陈晓燕在纸上写下三行：收款状态，身份状态，服务状态。她没有把赵兰的名字写进报告，只标了访谈日期和材料来源。赵兰同意她引用这三个状态，但要求不写出临时住处。
第二个服务点只开放半天。门口的工作人员把印好的新说明贴在旧说明上，旧纸的边角从下面露出来，露出的那几行仍写着“现场可办理”。新纸说，现场只接已经预约的更正申请；没有预约的人可以留下材料，但不能保证回拨。
陈晓燕问工作人员：“留下材料以后，谁会看？”
“按原来的部门分。”
“原来的部门现在有人在柜台吗？”
“有些人在家里处理，有些要等返岗。”
“那申请人怎么知道到了哪一步？”
工作人员指了指纸上的电话。“打这个。”
电话旁边没有写接听时间，也没有写打不通时该怎么办。陈晓燕没有要求工作人员当场补一张新纸。她站在门外，看一位老人把装着旧地址证明和一张新住址便签的信封投进去，又从门缝里伸手问：“我是不是还要等通知？”
工作人员说：“等通知。”
“大概要多久？”
“现在说不准。”
老人把手收回去，沿着墙根走到另一扇关闭的门前。他没有再问第二次。陈晓燕记下的是那句“说不准”前面没有任何材料要求，后面也没有人工联系的方式。
第三个服务点没有完全关闭。领取生活用品的窗口仍然在上午开门，身份更正和跨域预约改成了纸面登记。两种办理并排存在，工作人员却要申请人先判断自己属于哪一类。
一个男人拿着一张被退回的纸，问是否可以先领到物资，再补身份记录。工作人员让他去另一边问；另一边的人说，只有身份通过以后才能确定是否具备领取资格。男人在两个窗口之间站了几分钟，最后把纸折起来，坐到门外的台阶上。
陈晓燕没有立刻上前询问。她等男人自己整理好材料，才问能不能听听经过。
男人叫周远，原来住在北侧的旧地址，前年搬到南边照看母亲。数字身份记录里还留着旧地址，最近一次资料更新因为缺少一页证明没有完成。系统把他的申请标成“无法确认”，却没有告诉他应当补哪一页。他尝试过电话，听到的自动语音只有“请返回原入口”。
“原入口在哪儿？”陈晓燕问。
“我也想知道。”周远把退回的纸递给她，“这里写着地址不一致。地址怎么改，没有写。”
纸上盖了一个很小的方章，下面印着“材料不全，暂不受理”。没有日期，没有受理编号，也没有下一次可以询问的时间。
周远说，自己并不急着证明住在哪里。他只是想领一份给母亲的生活用品，另外申请一个能在交通受限期间通行的时段。工作人员告诉他两项都要先通过身份确认。余额、收款记录和旧地址的证明都在，他却无法让其中任何一项进入人工处理。
陈晓燕问：“如果你今天不能办理，最晚什么时候需要？”
“明天上午。母亲的东西快用完了。”
“你有别的办法吗？”
“先向邻居借。能不能还，要看什么时候能办。”
她把“明天上午”写在纸上，注明是周远自己说的，不是项目方给出的期限。周远看了看她的记录，问：“你们是来帮我们改的吗？”
“我来记录哪里过不去，给负责的人提建议。能不能改、什么时候改，不由我决定。”
“那你记录了，他们就会开门吗？”
陈晓燕没有回答“会”。她把这句话也写进了访谈尾部。
四月初，交通限制扩大到几个相邻域。跨域班车不再每天运行，仍在运行的线路需要提前登记。公共柜台没有全部停摆，但能现场办理的事项变少，工作人员也不固定在原来的窗口。陈晓燕的第二次现场观察只能取消，改成电话和门缝纸条。
她给赵兰打电话时，对方正在一间照护点的走廊里等交接。手机信号断断续续，赵兰说话很快，怕错过下一班接替的人。
“你的收款凭证还在吗？”陈晓燕问。
“在。我已经用其中一部分给同住的人买了日用品。源币那笔确认慢一点，但最后到了。”
“身份更正有人联系你吗？”
“没有。承接方说，钱到账就先算我完成了这段工作。服务证的问题让我自己去问。”
“你能不能先不去新的轮换地点？”
“不能。原来那位老人还需要人，新的照护点也在等我。可是没有确认，我的登记就一直挂着。”
赵兰说，她试过把收款凭证的编号写在预约纸上，门口的人告诉她那是两套系统，不能合并。她又问过能否由承接方代为证明，得到的答复是“等入口恢复”。她不想再跑一趟关闭的柜台，只请陈晓燕把一个问题写清楚：既然收款已经确认，为什么不能知道身份更正需要哪几张材料。
陈晓燕说：“我会把问题写进去，但不能替你补材料。”
“你别写我不配合。”赵兰说，“我只是没有人告诉我要补什么。”
“我会写成材料要求未明确。”
电话断了两次。最后一次接通时，赵兰问：“你们是不是觉得钱到了，就等于事情完了？”
陈晓燕说：“我现在看到的不是这样。”
她挂掉电话，把收款、身份和服务三个词分别写在三张纸的顶端，下面留出空白。她没有把赵兰的困难写成某一种制度的失败，也没有把源币写成替代方案。对赵兰来说，源币通道减少了一层收款上的等待；它没有替她证明住址，也没有替她打开已经关闭的柜台。
李波是在四月一个晚上通过电话听到这件事的。他没有来工作室，手边只有陈晓燕寄给他的几页通知复印件和一份公开协议说明。
“这笔源币收款的记录能证明什么？”陈晓燕问。
“如果记录来自公开可核对的结算路径，它能证明某个转账在某个规则下被记录和确认。”李波说，“它不能把余额变成现金，不能证明收款人的身份资料正确，也不能证明某个服务窗口应该受理她。”
“承接方说，入口既然能认出收款，就应该能认出人。”
“那是把两种权限放到了一起。收款入口可以只需要一份付款授权，身份服务可能需要另一组材料。除非有明确授权，前者不能替后者作证明。”
陈晓燕翻了翻纸。“你能不能把这两个入口接起来？”
“我不能改他们的代码，也没有他们的权限。协议层的转账完成，不会自动生成一份公共服务资格。”
“如果他们说这是技术限制？”
“就让他们说明是哪一层限制。是协议没有提供，还是服务方没有获得授权，还是资料本身没有通过。三种情况的处理人不同。”
李波说得很慢，没有给她一个可以直接贴在门上的答案。他只帮她把几种状态分开：收款凭证，身份材料，服务决定。挂掉电话前，他又说：“别把公开记录里的确认时间写成服务承诺。那会让下一位申请人以为钱到账以后就一定能办事。”
陈晓燕把这句话记在委托范围之外的个人笔记里，没有放入客户的原始材料。她不想让李波的名字变成一份项目背书。
五月，委托方要求她把“无法确认”改成“等待验证”，理由是前一个词听起来太像拒绝。
陈晓燕在电话里问：“实际发生的是没有完成验证，还是已经决定不能办理？”
“系统现在没有给出最后结论。”
“那就不能写成等待验证以后一定可办。申请人需要知道还缺什么。”
对方说这段说明太长，工作人员没有时间逐句解释。陈晓燕提出把一张纸拆成四个小栏：收款记录怎么查，身份更正要准备什么，人工回拨在什么时间段发生，不能到柜台时怎样留下离线预约。每一栏下面都写等待范围和不能保证的部分。
“这还是说明设计，不是程序调整。”她说，“字段怎么存、谁能改，由你们的维护者决定。”
委托方同意先做纸面版本。陈晓燕把文字写得尽量短，却没有把不同状态压成一枚“已完成”的印章。她在第一栏写：收款显示到账，只表示结算记录完成；第二栏写：身份更正需由原资料持有人按要求补交，收款凭证不能替代；第三栏写：人工回拨只在列明的时段尝试，打不通时需留下可追踪的联系纸条；第四栏写：离线预约只登记请求，不代表资格已经确认。
她把“不能保证”四个字放在每一栏最后，没有藏到页脚。委托方的联络人读完后说：“看起来像是在提前告诉大家我们可能做不到。”
“你们现在也没有做到。”陈晓燕说，“只是原来的纸没有告诉他们在哪一步停住。”
联络人没有再争。她们约定先拿二十份纸在两个仍开放的服务点试用，收集电话、投递纸条和现场询问的反馈。纸张不够时，陈晓燕自己去印刷店取，走回工作室的路上经过两道临时栏杆。她没有向委托方之外的人转嫁交通成本，也没有用自己的工作室名义替任何服务点发通知。
第一批纸放出去以后，周远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小变化。工作人员把他的退回材料重新夹回一个透明文件袋，在背面写上人工回拨时段和需要补的那一页地址证明。柜台仍然没有恢复，周远也没有因此获得领取资格；但他知道不是“全部资料都错了”，只缺一项尚未被说明的材料。
他在纸条上写了一个新的问题：如果旧地址的证明找不到，是否可以先说明目前居住地点，由谁判断替代材料？
服务点没有在纸上直接回答，只在第二天的回拨记录里写下“需人工确认”。周远按纸上的时间等到电话。接电话的人说，负责更正的人员当天不在，材料可以先留着，具体替代方式要等下一次回拨。
“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”周远问。
“我不能保证具体日期。”
“那我今天还是办不了。”
“是。现在只能先登记。”
周远把这句话记在自己的纸上，去邻居那里借了一份生活用品。他没有因为流程变清楚就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，至少知道下一步不是继续在两个关闭的窗口之间来回。
赵兰那边的进展更慢。她的源币收款在公开记录里已经确认，移动钱包的本地款也已到账，承接方据此把当周工作记录结算完毕。身份更正仍然没有通过，临时服务证的预约因此被推迟。她拿着陈晓燕寄给她的说明纸，向承接方提出能否由机构发起人工回拨。
承接方说，发起回拨需要新的授权。赵兰问授权要交给谁，工作人员把她引到另一条电话线上。那条线只接受已经通过身份确认的人员。
赵兰再次给陈晓燕打电话。“我有钱，有收款记录，也有做完的工作。现在他们告诉我，只有身份通过才可以请求人工确认。那我怎么开始？”
“你可以先留下离线预约。”陈晓燕说，“纸上写了地点和时间。”
“留下以后呢？”
“等回拨。日期不能保证。”
“那我这几天是不是还要继续去照护点？”
“这要由你和承接方决定。我不能替你把工作停掉，也不能替他们承诺你的服务证。”
赵兰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以前你们说流程清楚了，就不会有人被挡在门外。”
“我没有这样说过。”
“他们说过。”
陈晓燕没有替委托方解释。她只把赵兰的这句话记录为反馈，注明收款、身份和人工回拨之间仍然没有共同的负责人。赵兰最后选择继续完成眼前的照护班次，暂时住在原来的地方，等承接方确认是否可以采用纸面登记。她没有因为源币到账就获得更多选择，反而更清楚地看见每个选择要付出的等待。
六月，城市里部分短线交通恢复，跨域通行仍需提前登记。几个柜台重新开门，但开放时间缩短，办理事项仍按预约分流。陈晓燕带着第二批纸去现场，发现工作人员已经把“身份已验证”和“可以办理”印在同一张模板的上下两行。
“这两个词为什么放在一起？”她问。
工作人员说：“身份通过以后才能办理。”
“所有服务都这样吗？”
“具体要问各部门。”
“那纸上至少应该把服务决定留出来。”
工作人员指着后面的章。“我们只负责身份。”
“申请人拿到这张纸，会以为下一步已经确定。”
“现在大家都很忙，先把能盖的章盖了。”
陈晓燕没有和她争论。她把纸面模板拿回去，在反馈栏里写明：身份验证完成的记录，不应同时替代具体服务的受理、资格和可办理日期。她没有把“加章”当作解决办法，只要求三种状态在说明中各有位置。
李晓雨在这个时期回到澜城。学校的课程仍然有一部分远程完成，公共设计课要求学生观察服务变化，但老师提醒他们不能把正在经历困难的人当作随意测试的材料。她住在自己租的房间里，进出要登记，工作室的门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随时有人。
陈晓燕把三张状态纸带回家，请她只看文字是否会把人带错，不看任何账户材料。
李晓雨读到“收款显示到账，只表示结算记录完成”时，问：“为什么要写显示？”
“因为有些入口只显示自己看到的那一段。”
“那身份那一栏要不要把‘无法确认’保留？”
“委托方想换成‘等待验证’。”
“如果没有下一步和时间，换词只会让人等得更久。”
她拿铅笔把三栏的标题重新排了一遍，没有改正文，也没有在纸上写自己的名字。陈晓燕问她要不要参与访谈，李晓雨摇头。
“我现在还是学生。”她说，“可以帮你看说明，不能替项目做现场判断。”
“这也是你的专业练习。”
“那就放进课程里，不放进你的委托。”
陈晓燕接受了。她们没有把母女之间的讨论变成一次共同工作。李晓雨后来在自己的课程记录中写下：一个入口把人分成“通过”和“不通过”时，设计者要先确认还有没有第三个位置，能让人知道正在等待谁的决定。
七月，赵兰终于等到一次人工回拨。回拨人确认她的收款记录已经完成，身份更正还缺一份原地址相关材料，临时服务证的预约可以在材料补齐后重新提交。赵兰问，如果原地址材料无法取得，能不能用现在照护点的负责人证明。
“需要由资料组判断。”回拨人说。
“资料组什么时候在？”
“请留意下一次通知。”
“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”
“目前不能保证。”
赵兰把电话内容逐句记下来。她后来从照护点负责人那里取得一份工作安排证明，却不知道该交给谁。她把纸条投进开放服务点的投递缝，得到了一个手写编号。编号能证明有人收过，不能证明身份已经更正。
陈晓燕收到编号的复印件时，项目方已经要求她准备阶段反馈。她把赵兰的经历分成四段写：收款已完成，身份未完成，人工回拨发生，服务预约仍未确定。每一段后面都标明来源和日期，没有把最后一段写成“等待结束”。
周远的地址更正也在七月推进了一步。他找到了旧地址的证明，但那份材料上的姓名有一处笔画与当前记录不一致。工作人员让他重新提交，原来的人工回拨编号不能直接沿用。周远问能否把两次材料放在一起处理，得到的答复是“按新申请排队”。
他把第一张纸和第二张纸都留了下来。新的流程让他知道第二次排队会重新开始，也让他知道上一轮没有被视为身份通过。可他仍然没有一个能在当天解决生活用品和通行安排的窗口。
陈晓燕在阶段反馈里没有写“流程已经改善”。她写的是：说明把收款、身份更正、人工回拨和离线预约分开后，使用者更少重复前往关闭的柜台；但材料规则、负责人、回拨日期和具体服务决定仍然分散，清楚的说明不能替代可到达的人工入口。
委托方希望她把最后一句删掉。联络人说，反馈应当突出项目带来的帮助，不要让外界误以为所有服务都失灵。
“我没有写所有服务失灵。”陈晓燕说，“我写的是还有哪些地方没有连上。”
“这样会让人问责任。”
“他们本来就在问。只是以前问不到具体的一步。”
委托方没有批准她的全部文字，只采用了前四栏的说明和部分电话脚本。关于无法保证的等待、替代材料和具体服务决定，仍然要由各服务点自行补充。陈晓燕在自己的工作记录里保留了未采用部分，没有把它重新写成客户已经接受的结论。
八月，交通逐步恢复，但不同域的安排仍不一致。有的柜台能预约，有的只收纸条；有的服务先恢复，有的仍要等身份资料完成。公共公告开始频繁出现“身份已验证”的说法，后面却不再说明哪一种服务已经可以办理。
陈晓燕收集了六份公告，来源是不同服务点的公开栏、电话录音的文字记录和委托方允许引用的通知。她没有把它们合并成一个城市的统一政策，只在纸上并排标出日期、发布者、验证状态和服务状态。六份公告各自说清了身份，却把办理结果留在了别处。
李波帮她核对其中两份公告的协议权限。他说，一份记录只显示服务方可以查询身份证明，另一份显示支付入口可以确认转账完成。两份权限并没有自动连成一条授权链。
“那能不能写成系统之间不互通？”陈晓燕问。
“不能凭结果推原因。你能写的是：公开记录没有证明这两种状态可以互相推出。”
“这句话很难让人看懂。”
“那就举例，不要扩大判断。有人收到了工资，不代表身份资料已经通过；身份资料通过，也不代表具体窗口已经受理。”
陈晓燕把两个例子放在说明纸的背面，没有写李波的名字。她又加了一行：若三种状态不一致，先按各自负责的入口询问，不要把一张收款凭证当成全部服务资格。
李波提醒她：“最后这句容易被读成让人自己承担全部联系成本。”
“那要怎么写？”
“把服务方应当提供的人工联系、材料清单和等待范围写出来。不能只告诉用户别误解。”
陈晓燕把这句话补进反馈。她知道说明越长，越可能没人读完；可删掉等待和责任，又会让纸张看起来干净，现实仍然把人推回原来的门缝。
九月，陈晓燕的临时委托进入收尾。委托方支付了第一阶段费用，第二阶段因资料确认拖延，仍然没有确定日期。她没有继续扩展工作，也没有把未付款的部分先写成成果。她把两个服务点的剩余纸张交给工作人员，要求每次改动写明日期、材料来源和负责回拨的人。
一位工作人员问：“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张纸贴上去？大家看到了就会照做。”
“你们没有授权我替服务点发布。”
“那你写完有什么用？”
“由有权限的人决定是否采用。采用以后，也要有人负责更新。”
工作人员没有反驳，只把纸夹进当天的资料袋。第二天，陈晓燕发现门上贴的是删短后的版本，离线预约那栏只剩“可留下材料”，没有写交回时间，也没有写不能保证办理。
她打电话询问，得到的答复是“现场空间不够”。陈晓燕没有要求对方把全文恢复，只让对方把最不能删的一句放回去：留下材料只表示登记请求，不代表资格确认。对方说要等负责人同意，她就把未采用版本留在自己的项目档案里。
十月，赵兰换到另一个照护点。新的承接方只接受通过身份确认的人员，她的收款记录和工作证明都被承认，身份更正却仍在等待。她没有停下工作，而是请原来的负责人把每次轮换时间写在纸上，避免新的服务点把她的空白误认为没有完成工作。
她给陈晓燕寄来一张门缝纸条，上面只有两句话：“钱到了，工作做了，身份还没到。现在我知道三件事不是一件事。”
陈晓燕把纸条放进项目档案，没有把它改成更漂亮的句子。她给赵兰回信，告诉她项目只负责整理说明，不能替她催促资料组，也不能保证下一次预约。赵兰回复说知道了，又问能不能把这张纸给同样没有银行账户的同伴看。
陈晓燕同意，但去掉了日期和工作地点。她不想让一个人的困难变成另一张可以被转发的证明。
周远在十月拿到新的身份记录确认。确认纸上只写资料已更新，没有写他申请的生活用品和通行时段是否能够办理。他拿着纸去服务点，工作人员告诉他，身份现在可以查询，具体服务要重新预约。
“我上个月已经留下过一次。”周远说。
“那是身份更正的请求。”
“现在又要申请服务？”
“两件事。”
周远看着手里的两张纸，问：“那上个月谁告诉我可以办？”
工作人员没有回答。他把第二张预约纸投进去，回家等新的时间。身份错误终于改了，等待没有因此自动结束。
十一月，跨域班车恢复了一部分，公共服务点开始按照新的分流方式工作。陈晓燕的项目已经结束，委托方没有再要求她跟进所有服务点。她把最后一版反馈交出去，附上未采用部分，并注明样本来自公开通知、电话和门口观察，不代表所有域和所有使用者。
对方回信说，新的说明减少了重复来回，但各处人工处理能力不同，不能承诺统一日期。陈晓燕读完后没有要求他们把“不能承诺”删掉。她只回复：请把差异写在每个入口旁边，不要让使用者以为同一张纸覆盖所有地方。
十二月，城市里仍有几个柜台没有恢复原来的开放时间。交通不再完全停摆，跨域预约依旧要看路线和材料；赵兰的收款没有中断，身份更正和服务预约仍然分别处理；周远的地址资料已经更新，但他申请的通行时段又因名额不足排到下一周。
陈晓燕没有再接一份临时委托。工作室的租金照付，第二阶段费用到账得比约定晚，她先把已经收到的部分留出纸张、交通和税费，没把下一笔写进新年的预算。李波继续在研究所做公开资料核查，李晓雨的课程进入下一轮测试，三个人偶尔通电话，谈的是各自手里的具体事项。
年底的一天，陈晓燕整理公开公告时，发现几份不同服务点的通知都用了相近的句子：“身份已验证，即可进入后续办理。”
后面的办理并不相同。有的还要重新预约，有的要补材料，有的只提供人工回拨，有的没有说明下一次联系的时间。陈晓燕把通知按发布顺序放在地板上，给每一份写下“身份”“收款”“服务”三个词，没有把它们连成箭头。
那天晚上，论坛里出现了一条新回复。
账号注册时间很早，历史记录却少得异常。公开页面上能看到的只有几次版本索引和两条旧协议链接，没有个人介绍，也没有任何现实身份说明。它回复的是一篇讨论公共服务入口的帖子，正文只有几行：
“根据可公开核对的通知与索引：‘身份已验证’、‘款项已到账’与‘服务可办理’是三种状态，不能互相推出。多处公告把第一项写成了第三项。索引如下：……”
后面列着几个公开页面的编号和日期，没有解释账号是谁，也没有说这些文字来自什么系统。有人问它是不是代表某个维护团队，没人回答；有人问为什么只引用公开通知，账号只补了一句：“超出公开材料的部分，暂不判断。”
第二天，陈晓燕核对了回复里的编号，发现它们与自己收集过的通知相同。她没有去找账号背后的人，只把最后一张说明纸放进文件袋，关掉工作室的门。门外的交通恢复了一些，柜台也开了几处，门缝里仍留着没有被取走的纸条。
虚构声明
《链》是一部架空近未来小说。文中的人物、国家、城市、机构、货币和事件均属虚构；源币受到公开数字货币思想的启发，但拥有独立的历史与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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